中国人对“宇宙”的理解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

来源:中新网 编辑:李 娜2020-10-18 07:28: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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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人对“宇宙”的理解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

  数千年来,中国人对于 星空的探索从未停止

  陆纾文

  北斗组网、嫦娥探月、载人航天……近年来,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全球瞩目。事实上早在数千年前,中国就是天文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。历代科学家创造了早于西方成百上千年的天文成就,同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天文观测资料,时至今日仍在为现代天文学研究贡献一己之力。  

  然而,中国留给世界的天文学宝库却没能在西方国家得到充分认可,很多欧洲人至今依然错误地认为“是耶稣会传教士将天文学带到了中国”。作为一位法国天体物理学家,让-马克·博奈-比多在新近出版的《4000年中国天文史》中以一位欧洲人的视角,对中国历史上的天文成就进行了客观、公正的阐述。

  ——编者

  中国历史上,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天文成就?

  古代中国,人们遵循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,君王们不仅要对国家治理的秩序负责,也要对上天的正常运转负责,这一特性使天文学在当时成为官方的首要科学

  在成书于公元前100多年的《淮南子》中,记载着一个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:“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,怒而触不周之山。天柱折,地维绝。天倾西北,故日月星辰移焉;地不满东南,故水潦尘埃归焉。”这些文字作为对中国天文学思想发端的记载,一直流传至今。

  诚然,神话中涉及的诸如地轴倾斜和季节产生等天文知识和宇宙现象,其确切的起源已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。但从这些神话开始,天文学就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从史前的天文遗址,到西汉的彗星帛书;从唐朝遗留的星图,到宋代记载的客星……这些早于西方国家成百上千年的天文成就,以及留存至今的数以千计的天文观测资料,时至今日仍在为现代天文学研究贡献一己之力。

 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有如此众多的天文成就?《4000年中国天文史》一书认为,这与“天人合一”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官办性质密不可分。

  在许多其他文明中,天堂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空间,一个只有神才能涉及的领域。古代希腊人,例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天空是几何学上纯粹的、完美的领域,由不变的层层天球组成;亦是一个死板的空间,与人世隔绝。与此相反,在古代中国,人们遵循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,每天都在通过天象解读自己的命运。无论是国家的政治活动,还是百姓的日常生活,都与天空密切相关。

  “天人合一”又称“天人合德”或“天人相应”。老子提出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汉朝董仲舒将其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,程朱理学则引申为天理之说。古人认为,天地是相通的,天上发生的每一种天文现象(例如行星相合、日食、彗星、新星等),都对人间的事件有着特殊的启示;与此同时,天上的不同区域也都有地理上的分野与之对应。天空就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着人间的一切。生活在地上的人,就这样一直处于上天的凝视之下。

  在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,国家被称为“天下”,帝国被唤作 “天朝”,治国要遵循“天意”,皇帝亦自命为“天子”。正是通过与上天频繁的“对话”,中国古人丰富的思想才得以呈现。

  在诸多与“天”相关的事物中,“天子”一说耐人寻味。“天子”顾名思义是“上天之子”,统治者被认为是上天的代言人,维系着天地之间的和谐。作为“天子”,不仅要对国家治理的秩序负责,也要对上天的正常运转负责。为此,君王们必须解读天象。这一特性使中国的天文学在当时成为官方首要科学,不但在很早之前就有了历法计算等基本内容,还注重持续地关注任何可能发生的天象异常。中国古代天象观测活动的频率究竟高到何种程度?从早期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中就可见一斑。

  1688年,法国传教士李明访问北京古观象台,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所震惊。他后来在《中国近事报道》中写道:“五个天文学家整夜待在观象台上,观察天上发生的所有事情,其中一个人负责天顶区域,另外四个人分别负责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……这些人极为警惕地注意着风、雨、气等不寻常的现象,以及日食或月食、行星的‘冲’与‘和’、流星等一切有用的天象。”

  当时的李明或许并不知道,类似的天文观测活动已经在中国持续了近4000年,并且从未中断过。

  中国历史上的天文成就,为何难以得到欧洲的认可?

  明清时期,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的天文学体系缺乏认知,他们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傲慢态度和错误评述,导致西方至今仍认为“是耶稣会传教士将天文学传入中国的”

  从公元前5世纪到1911年的清朝末年,中国历代的天文学家们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详细且精确地记录着几乎所有曾经发生的天象。他们为此制造出叹为观止的精密天文仪器,同样留给后世数以千计的天文观测资料。然而,这样一座天文学宝库却没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。令人费解的是,这些遗产在西方鲜为人知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现代科学史学家忽略。究其原因,《4000年中国天文史》一书认为,这与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对中国科技和文化的误读有着直接关系。

  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,中国逐步放开海禁,同时允许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。这些传教士很快发现天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,并且意识到要获得朝廷的认可,天文学可能是比神学更加有效的工具。而此时的欧洲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,短短的几十年间爆发了以哥白尼的日心说、第谷·布拉赫的天文观测成果,以及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新发现为代表的科学革命。欧洲的传教士们尝试将这些知识引入中国,他们在历法制定、日食预报上表现出来的优势,也让朝廷对欧洲的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  1644年清军入关,新的统治者担心天象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,转而向耶稣会传教士寻求帮助。先有汤若望承担钦天监“历法治理”工作,开启中国历史上外国人负责天文机构的先河;后有南怀仁主持天文仪器制造,给中国数千年的天文成就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。

  在漫长的天文研究过程中,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们建立了一套有别于欧洲的知识体系。例如,赤道圈是依据太阳的视运动划分的,即划分为365.25度,对应的每日太阳的平均视运动为1度,这与欧洲采用360度的六十进制的西方传统相斥。显然,这种对赤道的划分方式让那些接受过古希腊天文学传统训练、习惯了黄道坐标系的传教士迷惑不解。同时,中国的天文学家将1度划分为100分,而不是60分,这同样让欧洲传教士感到困惑。